《桃姐》:人生的抛物线|心理百态-西安心理咨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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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心理百态
    《桃姐》:人生的抛物线
    作者:匿名  来源:采集  点击数:3639
    【字: 

    电影名称:桃姐

    导演:许鞍华

    主演:叶德娴,刘德华,秦海璐

    内容简介:钟春桃(桃姐)从十三岁开始到一户大家庭梁家当佣人,转眼六十年过去,她伺候了梁家老少五代人。后来,梁家一些人去世,一些人移民,近十年间只剩下桃姐和梁家少爷Roger一起生活。主仆间相处颇有默契,但很少交流。直到有一天,桃姐突然中风,Roger把她送去老人院,一段触动人心的主仆情从这里开始展开……

    心理学看点:临终关怀,亲情,死亡,养老院

    心灵咖啡推荐理由:《桃姐》这部电影,就是导演给自己的回答。在日渐浮躁的社会,她的电影和电影中的思考,就像一面镜子,少了年轻时候的漂泊与焦灼,即便是对于生死这样沉重的话题,也能举重若轻,用轻松、幽默的手法,在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依靠中,找到安定、温暖的力量。毕竟死亡是终究难逃的,重要的是在这一路上,还有人关爱和牵挂,这样就足够了。

    本片的英文片名《A Simple Life》其实也已经表达了电影的中心思想。桃姐的一生简单而幸福,行至人生尽头时仍有爱相伴,脑裏是一段段如一卡皮箱内的珍藏,一个装满老旧衣服及杂物的皮箱,载满她对主家的付出与关心。叶德娴的表现完全丰富了桃姐这角色,由盛至衰期间,眼神及肢体语言变化之细腻令人叹为观止,而刘德华的表演亦恰到好处,那种淡淡然很真实。虽没有一句说出口的我爱你,但全片充满爱,无形的感动总能触动我们最脆弱的神经。

    经典台词:暂无

    影评推荐:

    《桃姐》是一部有“使命感”的电影,讨论的是香港老年人问题,20119月在威尼斯电影节拿下最佳女主角,而后在台湾电影金马奖上包揽多项大奖,也是即将揭晓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大热电影。

    李恩霖:桃姐的木箱子

    “我从婴儿开始,由桃姐照顾,后来换我照顾她,就像人生循环。”李恩霖是嘉禾电影公司的制片人。在电影《桃姐》里,作为编剧和制片人,他讲的是自己的故事。

    桃姐原是李恩霖母亲家的女佣。她自小家贫,父母把她送人抚养,养父又遭遇不幸被杀,养母在她13岁时把她托付给李恩霖的外祖母。在李恩霖母亲结婚的时侯,她也一起从澳门到了香港的李家。

    桃姐和李恩霖母亲同岁,感情深厚。半个世纪里,她兢兢业业、勤勤恳恳,把李家当成自己家,谢绝了别人家的高薪邀请,没有离开过。

    李恩霖和妹妹出生后,桃姐又承担起照顾他和妹妹的责任。

    1980年代,李恩霖父母和妹妹移民去了美国,家里就剩下他和桃姐,除了他赴美求学、工作的十几年外,桃姐一直是他生活的一部分。

    2003年,桃姐突然中风,半身不遂,无法继续做家务。从医院回来后,她向李恩霖提出,要搬到老人院去住。考虑自己因为拍电影,经常不在香港,无法照顾桃姐,李恩霖把她送到了老人院。

    “桃姐对家务的要求极高,如果我找工人照顾她,是达不到她的要求的。我也不懂得怎么照顾她,即使给她洗衣做饭,她也不会接受,她性格要强,也不习惯给别人服侍,她会觉得自己没用,心里不舒服。”

    去老人院前一天,李恩霖和桃姐挑选要带去的衣物。桃姐的房间,是用阳台改成的。一张狭小的单人床铺,房间靠墙的上方挂着一排大木柜,里面放着缝纫机、保温饭盒和不再使用的器具,下面镶嵌着一台洗衣机,床铺对面的窗下放着两个大樟木箱,占了房间三分之一的空间。

    箱子是李恩霖母亲当年的嫁妆。在打开的木箱里,他惊讶地发现了他和妹妹童年时的手工玩具、衣服、尿布,桃姐背他上街闲逛时的背带,给他和妹妹缝制的红色棉袄,他在幼稚园时穿的老鼠戏服,小学时的保温饭盒……

    “我父母移民到美国后,箱子一直摆在桃姐的房间,我一直不知道桃姐箱子里装了什么东西,这时候我发现她珍藏着我的人生记忆和成长片段……”桃姐摸摸这儿,摸摸那儿,什么也舍不得丢。

    自幼饮食起居受桃姐照顾,李恩霖和桃姐感情深厚。由于母亲对他和妹妹期望高,管教严厉,他对母亲敬畏有加,不如和桃姐在一起自然、放松。“我们是主仆关系,不如母子关系那样复杂,少了期望和冲突,在一起时反而轻松愉快。”

    《桃姐》里的一幕,曾经是他真实生活写照:母亲从美国回香港,在家和他一起。夜深人静,他在客厅看电视,母亲在卧室看书,嫌声音太大,他关掉电视看报纸,母亲仍然嫌他声音太响。

    在老人院的三年里,桃姐的健康每况愈下。中风是老年人的常见病。经过治疗后,桃姐病情一度好转,结果不久后再度中风,不仅行动不便,言语表达也出现障碍。

    “让我好好实习,将来也细心照顾她。事实上,桃姐经历的病痛,也让我更关注母亲的健康。”

    不管工作多忙,李恩霖只要在香港,都会每周去老人院探望桃姐。每次他一进老人院的大门,熟悉了他的老人都会叫:“你干儿子来看你了。”去老人院的次数多了,他也从护工那里,学会了照顾桃姐,推轮椅陪她上街,喂她吃饭。

    照顾了一辈子别人,桃姐很不习惯李恩霖给他喂饭。在李家几十年,她从不上桌吃饭,总是一个人躲在厨房吃饭。偶尔和李恩霖外出用餐,她既尴尬又紧张,直到她中风后,桃姐才肯接受李恩霖喂她吃饭。

    2006年,桃姐去世。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,信仰缓解了她身体上的病痛。

    李恩霖一家人信奉基督教,李恩霖小时候经常和母亲周末一起去教会参加礼拜。桃姐因为自卑——不认识字,不能读圣经唱赞美诗,一直拒绝和他们去教堂。直到她后来心脏病发作,在李恩霖母亲的鼓励下,才受洗成为基督教徒。

    “她住在老人院时,我曾带牧师和教友一起去探望她,在精神上给她很大安慰;她最后居住的老人院,也是香港基督教团体开办的,使得她能够继续参加礼拜和祷告。”

    桃姐去世后,李恩霖保留了桃姐房间的摆设。柜子、箱子里的一件件物品,让他想起它负载的人生记忆,他把那些曾经遗忘掉的记忆,写在了笔记本上,后来又写成了电影剧本,找到了许鞍华。

    许鞍华:“桃姐身上有忠义”

    看完《桃姐》的剧本,许鞍华想哭。

    答应接《桃姐》,原因在于许鞍华“既是李恩霖也是桃姐”。她经常外出拍电影,把母亲留在家里,靠女佣照顾母亲。“她年纪已经很大了,我不在的日子,她一定很孤独。”

    许鞍华七八岁时,家里来了一个佣人。她梳辫子、穿白衣黑裤,来自广东顺德,跟她在李恩霖家相册上看到的年轻时的桃姐打扮很相似。“她在我家做了十五年,从我弟弟出生一直到读中学,她一直带我弟弟。”

    和桃姐不同的是,许鞍华家的佣人烧菜手艺一般,干活也不是很干净,马马虎虎,但人特别好,重感情。许鞍华上大学时,许鞍华母亲因为有些方面不满意,辞掉了她。这个女佣后来去别人家打工。每年春节,她都到许鞍华家拜年,还带贵重的礼物,给许鞍华弟弟买名牌钢笔。

    香港的中产阶级家庭,家里都有帮佣。1940年代至1950年代,大批广东女佣进入香港谋生。大约在1970年代前后,香港工业飞速发展,因工厂薪水高,大批女佣辞职,进入工厂工作。

    此时内地正处于“文革”时期,国门关闭,香港政府只能从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引进女佣。从此,像桃姐那样的传统女佣开始消失,李恩霖和桃姐的故事也渐渐绝版,菲律宾女佣逐渐取代内地女佣,成为服务香港中产阶级家庭的主力。

    后来,许鞍华父亲去世时,女佣还来帮忙料理后事。因为怕许鞍华的母亲孤单,她常来许家,陪许鞍华母亲去寺庙烧香。直到自己也进了老人院,九年前因病去世。

    许鞍华现在家里的女佣,基本上是几年一换。今天的香港,佣人都是从中介所找的,先签完备的法律合同,谈好工资待遇,每周休假一天,加班支付双薪。有时候,双方发生了冲突,往往按照合同上法院解决。

    “《桃姐》和李家是一个好的案例,那时没有法律制度保障她们的权利,万一李家对她不好,等她很老的时候把她赶走不养她,那她的结果一定很惨。现在有法律制度,都是白纸黑字的合同,讲钱讲权利,给多少钱做多少事,很少讲责任、义务,没有桃姐和李家那样好的情谊了。”许鞍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她拍《桃姐》,是希望探讨过去女佣和今天菲佣的不同,探讨人际关系的变化。今天的香港,越来越繁华,但桃姐时代的道德伦理观,已经逐渐消失了。

    “桃姐不认识字,但她身上有忠义。我们都是从武侠小说、戏曲故事里头了解到的。徐枫对我说过,她的教育不是在书本,也不是在学校,而是演那些古装戏和武打片,自己变成侠女的,香港的黑道白道,以前都拜关帝,讲什么忠孝信义,这个传统现在都没有了。”

    许鞍华和母亲住在租来的房子里。在为《桃姐》选拍摄地时,许鞍华装着给亲戚找床位,去了二三十家养老院。她发现香港社会的老龄化问题很严重,基本上每条街道都有两到三个养老院。私立的养老院,贵的每月费用上万,然后是五千到七千的,再往下是每月四千块左右的。

    “政府公办的老人院目前只招收那些身患重病、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,像桃姐这样病症不太严重、时好时坏的病人往往只能进入私人和民间团体办的老人院,生活条件和居住条件都不太好。”

    几十年来香港的出生率一直在下降,很多家庭迫于压力,不愿意要小孩,老龄化问题严重。尽管在老年人身上,香港政府投入的财力越来越大,也不断从内地招聘人手,但为老年人服务的体系还是不够理想。经常有老人无人看管,溜出门在大街上犯了病;或者找不到自己住的老人院,需要出动警察和社会力量寻找。此外,老年人的活动空间还是偏少。

    《桃姐》给了许鞍华一个机会,她把看到的老年人问题放在了电影里。

    拍《桃姐》的养老院,属于中档标准,里面住着许多像桃姐这样社会底层的老人。

    虽然许鞍华走访的大多数养老院生活环境一般,但她看到的那些老年人的精神状态,却让她出乎意料。那些养老院里的老人,护工让他们张嘴吃饭,他们就张嘴;让他们洗脚,他们就伸出腿来;没事就坐着打牌,或者看街头风景和路边走过的行人,活得很自然。

    这样的人生态度让许鞍华很感动:“没有人家说的那种惨,不是我想象中那样受屈辱,老觉得需要人家怜悯。他们介乎不高兴跟高兴之间。”

    拍戏第一天晚上,救护车来了两次养老院,拉走了两位老人。这边抬走人,那边大家面无表情地打牌、喝茶。类似的事,他们已司空见惯。

    《桃姐》的大部分镜头,采取的都是实景拍摄,除了主要演员是职业演员,表演的场景和大部分画面上的老人,都是拍摄地养老院里的老人。这种纪录片式的拍摄,加上摄影师余力为大量采用远景和长镜头,让电影有很强的真实感。

    桃姐刚去养老院,许鞍华没喊拍,余力为就开机了,叶德娴坐的车停在养老院门口,秦海璐搀扶着她进门,结果养老院里坐着的老人们见到来了新院友,都站起来围观,一个老人还跑出来,冲到了摄影机前面站着看叶德娴。

    “当时,我们一个工作人员想叫他走开,旁边的摄影师马上把他的嘴捂上了,接下来大厅内的几个职业演员,没人告诉他开演了,他们自己就决定开演了。”许鞍华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。

    电影拍完,许鞍华改变了对养老院的看法:“我现在是顺其自然,如果有需要,也不要硬撑着,就去老人院了,不要怕接受他人的帮助。”

    叶德娴:“桃姐跟我很像”

    叶德娴没料到自己能当影后。

    电影筹备时,李恩霖给许鞍华推荐叶德娴。当时许鞍华有点担心:叶德娴那时62岁,和桃姐相差十几岁,已经近十年没演过电影。

    “我一定要演好这个角色。”叶德娴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,自己为这部片子做了许多功课,跑到李恩霖家看美孚新邨桃姐的房间。“我很难过,她的房间太小了,吊柜和箱子里摆了那么多杂物,我没有想到,一个睡觉的房间,为什么会放一部洗衣机呢?”

    她把桃姐去过的茶餐厅、公园都摸得一清二楚。她还去菜市场买菜,菜贩一直招呼她,没认出她来。后来,李恩霖的家也成了《桃姐》里刘德华的家,桃姐的小屋除了减掉一个樟木箱,其他物品都保留原样。

    桃姐的形象渐渐生动了起来:“桃姐跟我很像,她买蒜头会一个个挑来挑去,她买鱼不会只买便宜的,一定要买最新鲜的,她买最好的酱油烧菜给主人吃。”

    桃姐让叶德娴想起自家的一个女佣。她13岁时,家里来了一个12岁的女童,帮佣干杂活,一个月赚5块钱。因为这个记忆,后来电影里有了桃姐回忆自己第一个月赚5块工资的细节。

    晚上,叶德娴和妹妹玩玻璃球游戏时,小女佣会去帮她们买粥,在一旁不停地给她们水喝,或是递上甜品。因为年纪太小,不知道怎么干活,经常被年纪大的工人欺负,躲在墙角哭。半年后,她被香港的亲戚带走了。

    虽然做好了心理准备,但去了养老院,还是让叶德娴触目惊心:“大部分老人院都是群居,一间房住了六个人,每人只有一张床,衣服都堆在床上;就是单间,也只多一个桌子和椅子,洗脸洗澡和上厕所,都是公共集体的,没有阳光不说,空气流通不畅,都是臭味。大家生活习惯不同,你想通风开窗户,有人反对说太冷;你想听收音机,有人要睡觉。”

    叶德娴家不远,住着一位老女佣,头发花白,穿的衣服,梳的辫子,跟李恩霖家的桃姐很像。“自从接了这部戏,我就跟着她,她穿的衣服袖子、裤子都不是很长,因为他们要干家务活,都是挽到胳膊关节处,一只手拎着菜篮,着力不均,倾斜着腰,慢慢地走路。”

    桃姐中风瘫痪则来自叶德娴自身经验。12年前,叶德娴在日本,臀部的坐骨神经出现问题,腿不能沾地,一走路就疼,完全靠拐杖支撑。

    “突然之间不能动了,一动就疼,我就问自己:是不是死了?后来离不开拐杖了,我想一辈子是不是就这样了?我接受命运安排的时候,奇迹出现了,一个神医帮我医好了,我又可以像正常人那样走路了。”

    在养老院里,叶德娴天天盼着刘德华去看望她。“华仔第一次去看桃姐,那时候她没有梳头穿着睡衣,后来她发现华仔来看她,就会穿衣装扮下自己,心情由低落变得开心,人生态度也乐观起来。”

    在香港,许多看完《桃姐》的观众,回家后找自己的长辈和老人谈心,他们开始理解那些在日常生活里被他们忽视的老人们。这令叶德娴很欣慰。但她并不指望自己的儿女会找到她沟通。

    许多年前,叶德娴离婚后,女儿跟妹妹去了加拿大,她和儿子在香港生活。后来儿子去美国读书后,叶德娴留在了香港。遥远的时空分割,导致她和儿女们感情冷淡,仅仅只是在新年保持电话沟通。

    “所以,电影还是电影,真实永远无法成为电影。”叶德娴说。[张英]

     

     



    录 入:匿名 发布时间:2012/3/26 17:08: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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